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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米羅戈伊公墓熊山之麓的“美麗公墓”2016年11月2日，我們一行從斯洛文尼亞的布萊德湖回到克羅地亞首都薩格勒布，這里本是我們此次“自駕游前南”的始發站，也是離開前南地區前的最后一站。半個月前我們在薩格勒布下飛機后即驅車去了格拉迪斯卡，計劃返回時再游薩市。如今在前南諸國繞了一大圈后，終于“前度劉郎今又來”。當年劉夢得二十年后回到玄都觀，看到的是“桃花開盡菜花開”，今天我們半個月后回到薩格勒布，黃綠相間的中秋已經變成滿山黃葉的深秋。我們的第一站便是直奔薩市北郊層林盡染的熊山（梅德維德尼察山），去看米羅戈伊公墓和熊堡。對外國人來說，米羅戈伊公墓并不是個很著名的旅游景點。但它在克羅地亞人心中有特殊的地位。在建筑藝術上，它被認為是“歐洲最美的公墓”和“公墓花園”、“露天藝術畫廊”。港臺一些旅游書把米羅戈伊（Mirogoj）譯成“美樂高”，大概就是因為這個緣故。而在政治歷史上，它又是克羅地亞近代以來眾多不同宗教、不同“主義”、不同政治見解、不同黨派乃至不同民族的大人物共同的長眠之地，因而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可以說，這里的眾多著名墓主和紀念碑，維系著這個多事之地不同人群的不同希冀，而他們彼此的復雜關系，構成了一部克羅地亞近代史壯麗而殘酷的圖卷，既令人浩嘆又發人深省。從這一點看，它可以說是個規模宏大的露天歷史博物館。這就是作為歷史學者的我們慕名而來的原因。熊山上的道路依著山勢七折八拐忽上忽下，我們開車轉來轉去費了不少周折，終于在一處開闊地看到了一座建筑華麗的“城堡”。“這是公墓嗎？”同行的吳思兄問道。滄桑紅葉難怪，這座公墓的高大墻垣如同城墻一般延伸，長達1.5公里，深秋里紅色的爬墻虎覆蓋著一段段墻體，給人以滄桑之感。“城墻”外那座新文藝復興風格的葬儀廳看上去像個典雅的教堂，那也是建筑大師赫爾曼·博萊的杰作。葬儀廳，看上去像個典雅的教堂而宏偉“城墻”上每隔一段就有一個新古典主義風格的穹頂圓堡，共有20個（現存18個），遠遠看去完全就像一座古城。公墓門前廣場沿著城墻走到一個廣場，兩座方尖碑對面是城墻中央大穹頂下是一個羅馬式柱廊形“城門”，這就是公墓的主教堂——基督王教堂。它也是薩格勒布的名教堂之一。公墓主門與基督王教堂很多人都知道米羅戈伊有這個名教堂，但包括筆者在內，初來時往往都把“城墻”外那座漂亮的葬儀廳當做教堂，而把真正的基督王教堂看成“城門”，因為它與“城墻”完全連成一體。而如果從公墓里面看去，這座大穹頂教堂又與它前方的圖季曼墓在景觀上融為一體，不明究里者往往把它們都看成一座“泰姬陵”式的宏大陵墓。萬圣節的圖季曼墓先前我在網上看到圖季曼墓時也大吃一驚：克羅地亞對圖季曼的“個人崇拜”已經搞到這種程度了？這次來到一看才發現真正的圖墓其實貌不驚人，倒是大教堂連同“城墻”令人印象深刻。當然把圖墓擺在這個位置，還是表示了一種特別的尊重。至于圖季曼在克羅地亞人中的真實地位，我們后邊再說吧。從“城”外廣場上看到穹頂下“城門”（教堂門）兩邊都有大型拱廊，那才是公墓主入口。進去一看才發現這個“城堡”只有臨街的一面，公墓的其他邊界都是柵欄，而“城墻”的向內一面，其實是一條新文藝復興風格的漫長拱廊，其中滿是壁畫和浮雕裝飾的嵌壁式墓室，有人稱之為“畫廊式墓地”，加上拱廊外大片墓園內各色各樣的墓碑和滿園的花木植被，無怪乎它有“最美公墓”的名聲了。在東歐和南歐地區，這種城堡狀的公墓通常都附屬于一個大型修道院，像俄羅斯著名的新圣女公墓和頓斯科伊公墓就是如此。但米羅戈伊公墓雖然也附有教堂，公墓本身卻一開始就被宣布為一個世俗的設施。這片土地原是19世紀著名語言學家、泛斯拉夫主義先驅路德維特·蓋伊的地產。1872年蓋伊去世后，由于蓋伊倡導斯拉夫人聯合的主張得到高度贊賞，薩格勒布政府把這塊土地買了下來，并把當時葬于另一公墓的蓋伊也遷葬于此，專門設為名人的紀念性墓地，同時也對公眾開放。與名人作伴的墓位自然價格可觀，吸引不少富人以為歸宿，墓地裝飾自然也是藝術水平頗高。當時市政府聘請了著名德裔建筑大師赫爾曼·博萊精心設計，1926年博萊死后便也葬在了這里。因為經費短缺和戰爭的影響，公墓建設斷斷續續，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奧匈帝國滅亡，“第一南斯拉夫”時期工程仍在進行，直到1929年，這個美倫美奐的公墓才最后建成。露天歷史博物館所以，這個看似久經滄桑的歷史古跡似的地方，盡管藝術形式很古典也很雅致，其實它的歷史并不久遠。雖然有人稱它為“薩格勒布的拉雪茲”，但它里面并不葬有如巴黎拉雪茲公墓里的愛洛依絲和阿伯拉德那類中世紀名人，拉封丹、莫里哀這類近世初曙期人物，甚至法國大革命時代的人物也沒有。它的第一個墓主就是原來這塊土地的主人、1872年去世的蓋伊。但對于克羅地亞的近代歷史和近代文化而言，這座公墓的成長幾與克羅地亞的民族意識成長相同步，有代表性的政治、軍事、文化藝術和其他方面的著名人物多長眠于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當19世紀公墓始建時，統治克羅地亞的奧匈帝國實行多元文化政策，當局明確規定這個公墓屬于市政所有，對所有宗教和文化開放。以后的南斯拉夫王國也繼續了這一傳統。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這里的墓主就包括了天主教、東正教、新教、猶太教、摩門教徒，穆斯林和無神論者，以及世俗的左派和右派。在前南的社會主義時期，這里專設了高干與烈士的“人民英雄”墓區，但也沒有驚動此前各種各樣的已逝者。當然，“政治不正確”的新逝者就進不來了。南共人民英雄墓區克羅地亞獨立后，這里又恢復了完全的開放。鐵托時期被鎮壓的一些名人紛紛榮耀地遷葬這里，而并不認同新克羅地亞、一心要恢復鐵托體制的“遺老”在近20年內去世的，也仍舊能在保留下來的南共“人民英雄”墓區繼續找到歸宿。甚至在前南解體后的慘烈內戰，即如今所說的“克羅地亞獨立戰爭”中與克軍對陣的一些塞族“叛軍”軍官和政治家，只要不是前南國際刑庭認定的戰犯，如果本人愿意也可以葬在這里，與克羅地亞獨立戰爭的烈士墓比鄰而居。于是在這個墓園里，我們能看到各個時期彼此對立的人物和政治立場相反的各種紀念碑：這里既葬有南共早期受王國政府迫害的領導人楊科·米西奇（南斯拉夫共青團創建者）等革命先驅，也有戰后南共時期被黜的王國政府官員如伊萬·舒巴西奇等，還有南共黨內被鐵托鎮壓的民族主義分子和“情報局分子”（指南蘇分裂后親蘇反鐵托的“國際主義者”）如安德里亞·希伯朗等。當然，也有南共時期一直權勢赫赫的領導人，如南共掌權初期“五巨頭”之一的弗拉基米爾·巴卡里奇、鐵托時代克羅地亞共和國首任總統弗拉基米爾·納佐爾，南共創始人之一、全南總工會首任主席久洛·薩拉依等。軍事方面，這里安息的有身為奧匈帝國海軍統帥的克羅地亞人馬克西米連·尼耶戈文、南斯拉夫王國的空軍司令埃米爾·烏澤拉茨，也有眾多的南共人民軍將領，包括最近幾年去世后葬入“人民英雄”墓區的前南人民軍高級將官，如前人民軍海軍司令丁克·舒爾卡洛上將（2010年入葬）、斯特凡·奧普森尼查少將（2002年）和弗蘭尼奧·科涅布爾少將（2006年），甚至還有前南人民軍克羅地亞塞族將軍拉迪·布拉特——他最早倡議在克羅地亞境內設立塞族自治區，內戰時他雖早已年邁退役并未參戰，政治上仍一直支持塞族，與克羅地亞當局對立。當局曾對他進行過“戰爭罪行調查”，但2013年去世后他也榮耀地葬在了這里。南共紀念碑與獨立戰爭克軍紀念碑比鄰而立更有趣的是公墓里的大型紀念碑：二戰時期親德的“克羅地亞獨立國”的“祖國衛隊”死亡士兵紀念碑和南共游擊隊的烈士紀念碑也比鄰而立。這邊，是南共時期立的“119位法西斯統治受害者”紀念碑和紀念烏斯塔沙集中營死難兒童的“克扎拉山兒童之墓”，那邊，卻是紀念1945年“克羅地亞獨立國”向西方盟國投降的軍民被遣返回國后受到鐵托軍隊“大屠殺”的“布萊堡被遣返者悲劇”紀念碑。從這些不同立場的紀念碑前鮮花、油燈和紀念人群數量的對比，也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出今天克羅地亞的民情世態——以后我們還會進行分析。曾不得不“站隊”的民族如何看待歷史與我們中國人不同，由于悠久的歷史原因，一直與東正教和穆斯林列強對立的天主教克羅地亞人，傳統上傾向于中歐天主教鄰族，因此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基本都站在了失敗的一方（奧匈帝國與納粹德國），這在今天克羅地亞人的民族自尊和創痛回憶與國際政治背景下的政治正確及民族反思之間形成了相當大的矛盾，甚至也是當代克羅地亞及有關各國現實政治爭議的一大問題。劇變后20多年來，在政治、思想多元化的背景下，以1945年后蘇軍的惡劣軍紀、擴大化的鎮壓帶來的痛苦和本國極權體制的罪過為借口為烏斯塔沙分子翻案的極右翼克羅地亞民族主義曾有一定影響，這和前南時期為了1945年以后的“政治正確”而回避本民族歷史創傷的極左翼史觀形成了兩個極端。但是，經過了內戰和民主政治中幾度左右政黨輪替的風風雨雨，如今絕大多數克羅地亞人和克國主流輿論，都在這兩者之間采取了大體持平的態度。即一方面拒絕為烏斯塔沙和“克羅地亞獨立國”的極端民族主義反人類屠殺罪行背書和翻案，并在國際政治層面認同反法西斯盟國的勝利，另一方面也認為當時本民族“站錯隊”事出有因，并且為克羅地亞普通民眾和士兵的悲慘遭遇而嘆息感傷。同時，很多人也反對把“站錯隊”的人們一鍋煮，除了強調把一般民眾與士兵跟“壞頭頭”相區別以外，不少人還認為應該把“克羅地亞獨立國”的正規武裝（即“祖國衛隊”）和烏斯塔沙極端主義準軍事組織相區別，認為后者是一群狂熱的暴徒和烏合之眾，前者雖然政治上“站錯隊”應該承擔戰爭責任，但作為正規軍軍紀相對尚可，而且一般士兵按義務兵役制被那時的“國家”征發入伍，其個人責任也不同于那些自愿狂熱的烏斯塔沙民兵。這就是米羅戈伊公墓沒有烏斯塔沙和“祖國衛隊”頭頭的蹤影，卻有一處醒目的“祖國衛隊死亡士兵紀念碑”的原因——當然它與南共的紀念碑一樣也是爭議的話題。筆者不能說這種看法就是對的。盡管在最近的前南解體后內戰中也能看到正規軍軍紀相對好于準軍事組織的狂熱民兵，而且筆者少年時期經歷過的1968年廣西發生的狂熱事件，也確實存在類似場景：正規軍即便參加鎮壓，也很少殘殺俘虜和戰場外濫殺無辜平民，而“群眾組織”干那些壞事就要殘忍得多，什麼驚天邪惡都做得出來。但是，也有不少例子表明兩者并不那么涇渭分明，有時“群眾組織”的瘋狂暴行，就是被正規組織放縱、慫恿甚至指使的。很多壞事不便直接干，就煽動別人去干，這不能成為解脫的理由。不過，弱小民族因“敵人之敵人就是朋友”的邏輯“站錯隊”則是另一個問題。這種現象在二戰中也確實不少。北歐小國芬蘭因遭受蘇聯“冬戰”的強勢侵略在先，而被迫倒向德國尋求保護，亞洲一些殖民地的民族獨立領袖如緬甸的昂山將軍、印尼的蘇加諾和印度國大黨的錢德拉·鮑斯因反對宗主國英國、荷蘭而一度投靠日本都是例子。如今人們并不僅僅根據國際政治中的“站隊”來評價他們。克羅地亞應該也是如此，蘇聯時期的歷史觀以“政治正確”掩蓋一切并不可取。如今在克羅地亞這些問題都有爭論。在這些討論中除了“站隊”的對錯應該反思外，當時克羅地亞各方自身的所作所為，有無踐踏權利濫殺無辜等等暴行，以及各方此類反人道暴行程度的比較，應該得到更多的重視——至于他們意識形態與宗教信仰的“左右”對錯，只要不像納粹恐怖思想那樣逾越底線，反倒不那么重要。由于上述這一切，米羅戈伊公墓既是多元化的象征，也是引起爭議的敏感點。2011年2月1日，就有人在“人民英雄”墓區放置爆炸物，部分炸壞了紀念碑。當時克羅地亞執政的社會民主黨政府及主要的在野人士都譴責了這種破壞行為，并很快修復了被損壞的部分，此后這里還照例入葬了像布拉特那樣有爭議的人物。伊利里亞運動與克羅地亞泛斯拉夫主義米羅戈伊公墓安息著近代克羅地亞民族主義從激進派到溫和派、從克羅地亞泛斯拉夫主義到單一克羅地亞民族主義的各種代表人物，同時也安葬了“反克羅地亞”的一些塞族政治家。從而構成了一座克羅地亞人從民族意識覺醒、民族主義發展和分化、直到民族國家建立全過程的露天博物館。在南斯拉夫近代史上，斯洛文尼亞、波斯尼亞和馬其頓等較小民族的民族主義通常只涉及本族權益的爭取，只有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這最大的兩個民族，其民族意識存在著本民族的單一民族分立主義和以本民族為中心的泛斯拉夫主義兩種類型。因為這兩個民族歷史上都曾經長期在多民族帝國（克族在奧匈帝國和塞族在奧斯曼帝國）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兩相比較，由于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的伊斯蘭教性質，土屬基督徒塞爾維亞早期民族主義只能是追求分離。塞族人的泛斯拉夫主義只是在其擺脫土耳其統治獲得獨立、并在巴爾干戰爭和“一戰”獲勝后，才得以發展起來。與此不同的是，克羅地亞人的泛斯拉夫主義和“南斯拉夫”意識卻是在同樣信仰天主教的奧匈帝國時期就很有影響了。在奧匈帝國后期，一種以天主教克羅地亞人為核心團結斯拉夫諸族提高地位、把奧地利-匈牙利二元帝國改造成奧地利-匈牙利-斯拉夫三元帝國的努力曾經成為一種改革趨勢，而且這種民族關系上的改革與帝國后期的憲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相呼應。這種泛斯拉夫主義以南部斯拉夫各族語言拉丁化的“伊利里亞運動”為先導——伊利里亞是巴爾干西部的古稱，今前南地區古羅馬時大半屬于伊利里亞行省，當時就用該詞指這一地區的斯拉夫各族。伊利里亞運動則是企圖建立該地區斯拉夫各族共同意識的運動。這里要指出的是：一百多年后“南斯拉夫”的概念早已取代了“伊利里亞”。現代這里一些非斯拉夫民族（主要是阿爾巴尼亞人）也自認古伊利里亞人的后裔，我們在科索沃看到他們也在搞“伊利里亞運動”，那就是去斯拉夫化、非斯拉夫化之意，與19世紀伊利里亞運動意味著泛斯拉夫主義就完全相反了。而米羅戈伊公墓的原地主和第一個墓主路德維特·蓋伊，就是19世紀克羅地亞人泛斯拉夫主義伊利里亞運動的代表。路德維特·蓋伊（1809-1872）是19世紀克羅地亞最著名的語言學家、出版家，也是作家和詩人。他早年用德語寫作，那時克羅地亞古代文字已經消亡，近代克羅地亞語尚未有通行的文字表達。他于1830年創制克羅地亞文（今天也包括波斯尼亞文）的拉丁字母表，并用這種文字寫成《克羅地亞-斯拉夫詞法簡明基礎》一書，獲得極大成功。此后他與一批同仁推動克羅地亞文書籍與報刊的出版，先后創辦了“克羅地亞新聞報”、“克羅地亞，斯拉沃尼亞和達爾馬提亞日報”。作為詩人，他于1833年寫的《克羅地亞沒有滅亡》也成為著名的早期民族主義名篇。但蓋伊的眼界不限于克羅地亞。他認為拉丁化斯拉夫文字在整個奧匈帝國范圍內的推廣不僅對克羅地亞人，而且對南部斯拉夫各族都有文化啟蒙的價值，由此造就了“伊利里亞人”這一概念，即“南斯拉夫”這一概念的最早形式。1836年，他把上述兩份報紙分別改名為“伊利里亞人民新聞”和“伊利里亞啟明星報”，從而形成了“伊利里亞文化復興運動”，其影響超出了克羅地亞人的范圍。伊利里亞運動七名人之墓，上方的頭像是蓋伊這一運動的其他幾位名人如皮塔·普列拉多維奇和迪米特里亞·德梅塔等也葬在這個公墓。因此，米羅戈伊公墓幾乎成了克羅地亞泛斯拉夫主義的圣地。克羅地亞泛斯拉夫主義盡管也是克族人發起的民族主義運動，但它主張南部斯拉夫各族聯合，所以其熱心者不限于克族，如上述的普列拉多維奇就是塞爾維亞人（但因認同拉丁字母，通常不被認為是“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德梅塔則是希臘的斯拉夫人。可以說，后來以克羅地亞人鐵托為首的“南斯拉夫”民族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以伊利里亞運動為遠源的，只是披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外殼罷了。但是當時，伊利里亞運動不僅受到奧匈帝國保守勢力的壓制，也受到克羅地亞人內部的單一民族主義和完全認同奧匈（尤其是認同中世紀就與克族關系密切的匈牙利）的國家主義的排斥。1845年，這三派在薩格勒布因選舉爭端發生流血沖突，即“七月事件”。事件遇難者后來也遷葬在了米羅戈伊公墓，并在墓地建立了著名的“七月遇難者紀念碑”。七月遇難者紀念碑伊利里亞運動至此轉入低潮。奧匈保守派借此大加攻擊，甚至中傷說蓋伊拿了塞爾維亞王子的錢，充當塞爾維亞的間諜，為此還起訴了他。雖然法院并未判他有罪，但也嚴重損害了他的名譽打擊了他的自尊心。在蓋伊于1872年去世時，他的心情是悲涼的。兩種“泛斯拉夫主義”之爭然而克羅地亞泛斯拉夫主義運動并沒有消失。幾十年后，在“一戰”導致奧匈帝國崩潰時，正是克羅地亞人中的泛斯拉夫主義者如安特·特蘭比奇等人首先提出南部斯拉夫人聯合建國的主張。他們與塞爾維亞等族的一些熱心者發起成立“南斯拉夫委員會”，發表“科孚宣言”，積極支持克羅地亞與塞爾維亞、斯洛文尼亞合并，建立了凡爾賽體系下的“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聯合王國”，即“第一南斯拉夫”，這是南部斯拉夫各族第一次聯合建國，也是鐵托南斯拉夫所繼承的“前朝”。然而，在第一南斯拉夫存在的23年中，政局一直動蕩，其主要矛盾就是塞克兩族的沖突。這種沖突一開始并不是追求分離，而是建立“怎樣的南斯拉夫”之爭，是支持聯邦制和憲政體制的克羅地亞泛斯拉夫主義者與塞爾維亞中央集權泛斯拉夫主義（實際上是塞族霸權主義）者的較勁。應該說，盡管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都有專制和民族壓迫的問題。每個民族在爭取獨立的斗爭中也都會把宗主國說得一團漆黑。但是我們作為旁觀者時過境遷后看，還是應該承認奧匈比奧斯曼的體制“先進”許多。現代政治文明無論是自由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在奧匈帝國都要比奧斯曼帝國更發展，因此在奧匈土壤上形成的克羅地亞泛斯拉夫主義者希望維護憲政民主的聯邦體制。而在奧斯曼土壤上崛起的塞爾維亞作為戰勝國主導了第一南斯拉夫，它追求的實際上是在塞爾維亞卡拉久爾杰維奇王室的統治下搞泛斯拉夫化。因此這兩種“泛斯拉夫主義”的矛盾是很大的。以至于首先提出南斯拉夫設想的特蘭比奇很快對塞爾維亞王室的統治失望，從泛斯拉夫主義轉向了克羅地亞民族分離主義。而拉迪奇兄弟的心路則更為典型。當時塞爾維亞王室的主要反對派，就是克羅地亞泛斯拉夫主義者拉迪奇兄弟領導的克羅地亞農民黨。兩兄弟出身于克羅地亞一個貧農家庭，都很早具有了克羅地亞民族意識和農民維權意識，1904年建立農民黨后，最初也主張在奧匈把“二元帝國”改革為斯拉夫人能夠自治的“三元國家”。哥哥安通·拉迪奇（1868-1919）主要是個學者，活動于奧匈帝國晚期。作為社會學、民族學家他具有社會改革思想。他的著名主張是強調民族解放必須與社會進步相聯系，并警告說，僅僅消除外國民族壓迫（而不改革本族社會）不可能實現完全的民族自由。盡管他在第一南斯拉夫初建立時即去世，在政治上沒有多少作為，但對弟弟斯捷潘·拉迪奇（1871-1928）有很大影響。1920年代的斯捷潘·拉迪奇斯捷潘堅信，斯拉夫各族如果只是擺脫了奧匈，那不過是卡拉久爾杰維奇王朝取代了哈布斯堡王朝，人民照樣受壓迫。因此斯捷潘.拉迪奇政治上主張民主共和，反對君主制。1920年，他把黨名從“克羅地亞人民農民黨”改為“克羅地亞共和農民黨”，在這個“聯合王國”中引起軒然大波，他甚至為此坐了牢。后來雖然在“違憲”的壓力下妥協，又改為“克羅地亞農民黨”并作為反對黨回到議會，但反對王室的立場不變。在國體上，拉迪奇堅持平等的各族聯邦，反對塞族王室主導的中央集權。在宗教問題上，拉迪奇是明確的天主教徒，但他政治上是同樣鮮明的反教權世俗主義者，既反對塞族東正教會也反對克族天主教會插手政治。在社會改革方面，斯捷潘·拉迪奇主張依靠和維護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小農，因此既“反對工會，也反對資本”。在二戰以前的東歐，這是個有趣的現象：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立陶宛和波蘭等國當時都發生過和平的“土地革命”，很大程度上實現了耕者有其田，以至于戰前就沒有或少有大地產，戰后共產黨時代搞集體化也很困難。南斯拉夫和波蘭還成了“社會主義時代”完全保留了小農經濟的僅有國家。而且，這些小農黨大都維護政治自由和憲政民主。拉迪奇黨的“農民”色彩甚至常常超過它的“民族”色彩，他主張實行跨族甚至跨國的“農民黨人聯合”，曾在共產國際搞的“農民國際”（“紅農國際”，存在于1923-1939年）和非共產黨的“國際農民聯盟”（“綠色國際”，1921年至今存在）都起過重要作用。尤其是共產國際附屬的紅農國際基本由各國共產黨運作的農民統戰組織構成，克羅地亞農民黨幾乎是“唯一例外”，它并沒有為南共做什麼事（倒是烏斯塔沙曾一度與南共合作反對國王），卻“成功地在克羅地亞以外的南斯拉夫各民族農民中擴大了影響”。在當時的南斯拉夫，克羅地亞農民黨能夠經常成為第一大反對黨，靠的不僅是克族的支持，各族“農民”的支持也很重要。在這方面，拉迪奇不僅可以說是個“農民泛斯拉夫主義”者，甚至有點“農民國際主義”色彩。可見，這個所謂的“農民黨”其實是近代南斯拉夫最典型的自由民主派政黨，在民族主義方面也是比較溫和的，拉迪奇本人更曾公開站出來反對烏斯塔沙那樣的克羅地亞極端民族主義。從拉迪奇到馬切克：農民黨和克羅地亞泛斯拉夫主義的失敗聯合王國國會6.20槍殺案現場照片然而很不幸，1928年6月20日，拉迪奇在國會會議上竟然被塞爾維亞議員、激進民族主義狂徒普尼薩·拉齊奇當場開槍打成重傷，后來不治身亡，同時遇害的還有另兩位克羅地亞農民黨議員，另外兩人負傷。這一塞爾維亞議員槍殺、槍傷5名克羅地亞議員的6.20慘案，是世界議會政治史上極為罕見的惡性事件。6.20慘案完全破壞了南斯拉夫各族、尤其是塞克兩族的關系。事發之后，克羅地亞人義憤填膺，塞爾維亞則有人拍手稱快，南斯拉夫各地立即出現了民族仇殺浪潮。本來就對憲政民主不感興趣的塞爾維亞王室借此宣布緊急狀態，廢除憲法，停開議會，實行亞歷山大國王的獨裁統治，并把“塞-克-斯聯合王國”改為“南斯拉夫王國”，推行塞爾維亞主導的中央集權。就這樣，塞族極端派不僅毀了民族關系，也毀了第一南斯拉夫君主立憲的憲政體制。而拉迪奇的遇害卻使其贏得了廣泛的同情和身后榮譽。而且不同的派別對他的聲望進行了不同的利用：烏斯塔沙分子把他塑造成克羅地亞一族的象征，借他的殉難煽動向塞爾維亞復仇的極端民族主義；南共則把他當成既反國王、也反烏斯塔沙的英雄，二戰期間還在民族解放軍中建立了“斯捷潘·拉迪奇旅”；農民黨方面不但奉他為克羅地亞愛國者的楷模，還推動“農民國際”把他樹為“既反工會，也反資本”的國際農民運動的象征。鐵托時代，拉迪奇在南斯拉夫也基本保持了正面形象，1971年“克羅地亞之春”事件中，拉迪奇更成為南共體制內克羅地亞民族主義傾向的精神資源。拉迪奇墓鐵托雖然壓制了“克羅地亞之春”，對作為歷史人物的拉迪奇也不能否定，雖說他被認為是“資產階級民主派”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但反國王、反烏斯塔沙、反大塞爾維亞沙文主義總是和鐵托時代的歷史觀一致的。到了前南解體、克羅地亞獨立后，拉迪奇的地位就更高了，民主派與理性的民族主義者固然奉他為先賢，激進民族主義的克羅地亞人也因烏斯塔沙和克羅地亞獨立國都有西方反感的“政治不正確”問題，即便有所同情也無法宣揚，只能也把拉迪奇作為偶像。因此，拉迪奇在今天的克羅地亞成了地位最高的近代政治家。該國的紙幣上有拉迪奇的頭像，政府向為國立功者頒發“斯捷潘·拉迪奇勛章”，發行拉迪奇紀念郵票，幾乎每個城市都有以拉迪奇命名的街道或廣場，2008年統計共有265處之多。他已成為該國地名中出現頻率排名第三的人物，僅次于古代英雄古貝茨和大詩人納佐爾，而居近代政治人物之首，甚至遠在圖季曼（第17位）、鐵托（第52位）之上。克羅地亞200庫納紙幣上的拉迪奇但是，拉迪奇遇害卻對當時的克羅地亞泛斯拉夫主義或溫和民族主義構成了嚴重打擊。拉迪奇死后，弗拉德克·馬切克接任克羅地亞農民黨領袖，繼續進行反專制、反塞族霸權的斗爭。而改行專制的塞爾維亞亞歷山大國王也是時乖命蹇，他的獨裁不但沒能使國家穩定，反而為自己也帶來殺身之禍。1934年他在出訪法國時被馬其頓激進民族主義者刺殺身亡，據說烏斯塔沙也是刺殺的共謀方。說起來，亞歷山大國王的專制下其實自由也是“多少的問題，而不是有無的問題”。在當時俄國已經建立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情況下，這位國王也是傾心西方的，據說他甚至計劃讓塞爾維亞語改用拉丁字母以實現全國語言統一——而這其實就是把塞爾維亞文變成了克羅地亞文，實際上就是一邊在政治上搞“大塞爾維亞”，一邊卻在文化上搞“克羅地亞化”。塞爾維亞極端民族主義的切特尼克對此不會滿意。同時國王雖停止了議會卻沒有取締政黨，與反對派的溝通渠道仍然存在。在反對派領袖與專制國王接連被殺的危機下，兩邊都感到了極端化的威脅，出現了再度妥協的嘗試。1939年，在南斯拉夫王國執政的塞族總理茨維特科維奇和反對黨領袖克羅地亞的馬切克經過反復談判，達成了“茨維特科維奇-馬切克協議”，商定把國王專制下中央集權的9個總督區重劃成聯邦，克羅地亞作為聯邦成員不僅擁有今天的克羅地亞全境，還劃入了黑塞哥維那、波斯尼亞和伏伊伏丁那的一部分，基本包括了所有克族區，而且擁有相當大的自治權。顯然，這時的克羅地亞人已經從泛斯拉夫主義走向了“大克羅地亞主義”，形成塞克兩族瓜分南斯拉夫的趨勢。就是這樣的協議仍不能讓烏斯塔沙滿意。而塞族更是大呼被“出賣”，反克羅地亞的情緒高漲。塞克兩族溫和派的妥協，在兩個民族內部都受到反對。兩族之外的其他民族對這一“兩大族瓜分全國”的計劃更不會有好感。國內局勢不僅沒有因這一協議而緩和，反而更趨緊張。加之協議簽訂沒幾天，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正式爆發，協議根本沒法實施，戰前兩族和解的最后希望破滅了。不久德意法西斯相繼侵占南斯拉夫，王國政府流亡倫敦，德國支持克羅地亞民族主義者建立了“克羅地亞獨立國”，它占有全部波黑，還吞并了斯洛文尼亞、伏伊伏丁那的一部分，比“茨維特科維奇-馬切克協議”許諾的克羅地亞還大。德國人最初極力想要克羅地亞人中影響最大的農民黨和馬切克來充任傀儡，被拒絕后才找了烏斯塔沙的頭頭帕維利奇，但德國人對其并不滿意，幾個月后再次要馬切克出山取代帕維利奇，仍然被拒絕。結果馬切克被抓進集中營，后又放出，全家軟禁到戰爭臨近結束，農民黨也被占領軍和“獨立國”取締。說起來，第一南斯拉夫時期的國內國際政治有個奇怪的悖反：由于一戰時塞爾維亞是西歐協約國民主列強與中歐德奧同盟國君主大戰的先鋒，戰后南斯拉夫傾向專制的塞爾維亞王室仍然與英法等民主的前盟國保持親密關系。而相對更為自由化的克羅地亞人歷史上由于與天主教中歐站在一起與東正教國家對峙，一直相對看好德奧。克羅地亞不僅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其實一定程度上也包括鐵托這種克羅地亞社會民主黨左翼演變來的人）都受過去奧匈的影響。而另一方面，很多克羅地亞人后來也從德意的納粹和法西斯那里受“啟示”，滋長了極端主義的烏斯塔沙傾向。克羅地亞的溫和派與自由民主派夾在里面就十分尷尬：他們的憲政榜樣英法都與自己國內對手塞族王室親近，而他們的中歐背景在納粹化以后也成了自己在克族內的對手烏斯塔沙的后臺。在當時的環境下他們就變得游魂無根兩不靠，甚至遠不如南共本來有蘇俄做靠山，二戰后蘇聯與民主列強結盟，西方盟國也積極援共。德國人骨子里其實看不起粗野的烏斯塔沙分子，希望拉攏馬切克這種紳士。馬切克雖然兩次拒絕做傀儡并因此失去自由，但他的態度實際是猶豫的，出于民族主義的考慮，他建議農民黨人“尊重”這個克羅地亞人的國家。但作為憲政主義者，他并不認同納粹-烏斯塔沙體制，因此又指派人代表農民黨加入倫敦流亡政府。然而這個政府的國內基礎塞爾維亞切特尼克恰恰是克羅地亞的死敵，抗敵無能，殘害克羅地亞人倒很厲害。當時南共抗德積極，而且其領袖鐵托也是克羅地亞人。可是馬切克對蘇聯與德國同樣反感，也不考慮與南共合作。結果他的態度幾頭不靠，其支持者則無所適從，迅速分化，有的投靠烏斯塔沙，有的則投奔了南共。影響盛極一時的農民黨就這樣解體了。在戰爭結束時的混亂中馬切克逃出國，經法國最后移民美國，1964年在華盛頓去世。他這樣的態度決定了鐵托政權對他的惡評，盡管前任拉迪奇仍受到相當肯定，但馬切克這個農民黨人則成了“反動派”。直到前南解體、克羅地亞獨立后，他作為拉迪奇溫和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傳人受到尊重，1996年歸葬于米羅戈伊，與拉迪奇兄弟一起安息于公墓拱廊中特辟的農民黨領袖墓區。而馬切克作為歷史人物也被用于今天克羅地亞的街道命名，其影響（第49位）雖然無法與斯捷潘·拉迪奇相比，卻比鐵托還要略高。應該說，自1920年代拉迪奇為克羅地亞的憲政民族主義獻身以來，這個民族的歷史幾經周折，多災多難，經歷了幾乎一個世紀之后，如今基本上實現了拉迪奇-馬切克這一支人們的理想。【責任編輯：賈嘉】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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